公元1400年，十五世纪开幕的第一年对于生活在大明朝代的人们来说和过往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硬要说不同，那就是大明的皇位上坐上了一个还没到而立之年的小伙子，而且让人稀奇的是，大明的皇帝走的还是禅让的路子，而不是父死子继。
坦白说，这一举动给经历了频繁换皇的大明民众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感，在华夏文化中，“让”这个字是极其神圣的，可谓是人性最高的美德。
“让”这个动作首先是你得真正拥有，只有将自己真正拥有的东西转给别人，才谈得上是让。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是主动的，不是他人逼迫，更不可是携恩求报，有一分一毫他人的因素都不算，只有如此才叫“让”。
这一个小小的动作中充斥着对人性的考验，也是人和自身欲望的博弈，而正因为其中难度，这个词才会成为华夏人千百年间的追求，而皇帝的禅让更是被认定是“让”中之首。
毕竟这世间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坐拥天下更富贵，也没有什么行为，能够比一个人将整个天下在没有外力胁迫的情况下转手他人更伟大了。
当然，其实文化人们最崇尚的禅让制度其实是尧舜帝的禅让，也就是将皇位让给世间有才之人，而非自己的血脉亲族，而接下这片江山的人也要有这个胆量和魄力，如此方能成就一段佳话。
但这一点实在是太难太难，尧禅位给舜，舜帝亦是千挑万选，最终选择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禹为帝，但即便是如此因公忘私，框定九州的大禹在得到首领之位后都没能像他的前辈一样择才者而让之，而是给了血脉者继承，可见此举有多挑战人性。
历史走过了三千多年，除却被迫让位的，真正做出禅让举动的也只有开头的尧舜二帝，于是文人们退而求其次，认为帝皇在位时对江山负责，将皇位让给更年轻更有才的后辈也算得上是“禅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