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小许的母亲也在病房里。
在刘连旭的想象当中，她应该是个尖酸刻薄的市侩人，这样会让他好过一些。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好好和分局领导谈一谈，多要些“补偿金”。
但他进了病房，只看到一个干练又老实的农村妇女。
她局促地站起来，又坐下，不知道该对刘连旭说什么。
最终她找到了话题，从在医院附近租的小房子切入，她说打算长期陪床，刘连旭注意到，她时不时就会对昏睡中的小许说上两句，口气像对一个5、6岁的小孩说话。
这让刘连旭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警察通常对受害人的悲痛欲绝无动于衷，这是基本功。但刘连旭无法在面对小许的母亲时拿出职业面具。
她削了个苹果，眼睛一直瞟着小许，犹豫了一下，又把苹果给刘连旭递了过来，然后平静地端详了一下刘连旭的脸，脖子，身体，眼光所到之处，让他感到火辣辣的疼。
她说，“你们警察挺危险的哈。”
刘连旭回答说：“嗯，还行。”
她又说：“我看你好像伤得不太厉害。”
刘连旭感到一阵恼怒的刺痛。
他很想掀开衣服，让小许母亲看看自己肚皮上的一长道刀痕，证明自己也受到过致命伤害。
那是2001年留下的，这道疤痕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
当时他还在重案队当侦查员，刘连旭和当时的队长李成林，以及一位年轻民警前往火车站抓人。队里特意派出三个高大的刑警，因为对手是个练家子。
那家伙刚刚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并把妻子的尸体剁碎了扔到锅里煮，然后买了票，准备坐火车回来家。
最终，几个人在车站厕所遭遇了。
当时的队长李成林第一个扑上去，凶徒的刀直接扎向了他的肚子，又被腰带顶了回去。李成林用右手攥住了刀，顺势把对方推到粪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