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共见过她三次。她也并不是你的什么朋友。
你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从蚌埠开往上海的火车上。这是一次短期旅行，你的行李并不多。等你坐定后，她上车了，手上提了两个大藤箱，身后背了一个包袱，踉踉跄跄地挤过人堆，找到了在车厢另一头的座位。
你饶有兴趣地观察她。
她不知从哪儿凑到了这一套并不合身的行头。那件别人穿剩的袍子被修改过腰身，在破了洞的地方绣了一朵梅花。她出门前精心盘过的头发，在火车站被人一挤，又似披头散发。从她走路的姿势看，她脚上的红色旧皮鞋大了不止一码，也许脚后跟填满了棉花。
一个男人站起来，替她把箱子塞上行李架，她的双目眯起来，亲切地称他为大哥。她又从包袱里掏出一块手帕，里面裹了一大把葵花子，请坐在近处的乘客吃。
她长得并没有多么漂亮，长脸、薄嘴唇、狭长的眼睛。有一类女人，即便不漂亮，却具有把握男人的天分，能用眼睛里妩媚的流光和婉转的音色和人打成一片。
不到两个小时，已经有三个男人围在她身边争风吃醋。一个听说她的脚在来火车站的路上崴了，便伸出手去捉她的脚，说要揉一揉。她也不躲闪，只是笑哈哈地打掉他的手。
她去上厕所，回来的路上从你身边经过，转身看了看你和你的行李。
“你在哪儿下车？”她一边与你搭讪，一边软软地倚在座位靠背上，随着车厢一起摇晃。
“上海。”
“我也去上海。你以前去过吗？那里好吗？”她问。
“我从那里来。喜欢它的人很喜欢，厌恶它的人很厌恶。”
她模糊地笑了，似乎并没有听进去你说什么。“我爹妈和我哥去年去了那里找事做，他们写信回老家来，说那里好，叫我一起去。等我立稳了脚，会叫我的大栓哥也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