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福尔摩斯坐在沙发上沉思，神情忧郁严肃。如果他在考虑一个案子的话，这种心情会影响到他机警的侦破能力。
“你看见他了？”他问道。
“你是指刚走的那个老头吗？”
“是啊。”
“我在门口碰到了他。”
“你觉得他怎么样？”
“一个可怜、无所作为、潦倒的家伙。”
“对极了，华生。可怜和无所作为。但难道整个人生不就是可怜和无所作为的吗？他的故事不就是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吗？我们追求，我们想抓住。可最后我们手中剩下什么东西呢？一个幻影，或者比幻影更糟的痛苦。”
“他是你的一个委托人吗？”
“是的，我想应该这样称呼他。他是警场打发来的。就像医生把他们治不了的病人转给江湖医生一样。他们说自己已无能为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病人的情况也不可能比现状更坏的了。”
“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从桌上拿起一张油腻的名片， “乔赛亚·安伯利。他说自己是布里克福尔和安伯利公司的股东，他们是颜料商，在油料盒上你能看到他们的名字。他积蓄了一点钱，六十一岁时退了休，在刘易萨姆买了一所房子，忙碌了一辈子之后歇了下来。人们认为他的未来算是有保障了。”
“确是这样。”
福尔摩斯瞥了瞥他在信封背面草草写下的记录。
“华生，他是1896年退休的。1897年和一个比自己年轻二十岁的女人结了婚，如果照片不夸张的话，那还是个漂亮的女人。生活优裕，又有妻子，又有闲暇——在他面前似乎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可正像你看见的，两年之内他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潦倒、悲惨的家伙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是老一套，华生。一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安伯利好像有一个嗜好，就是下象棋。在刘易萨姆离他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年轻的医生，也是一个好下棋的人。我记下他的名字叫雷，欧内斯特。他经常到安伯利家里去，他和安伯利太太之间的关系很自然地密切起来，因为咱们这位倒霉的委托人在外表上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不管他有什么内在的美德。上星期那一对私奔了——不知去向。更有甚者，不忠的妻子把老头的文件箱作为自己的私产也带走了，里面有他一生大部分的积蓄。我们能找到那位夫人吗？能找回钱财吗？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个普通的问题，但对安伯利却是极端重要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