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刚参加工作时的三年之约，比起越狱事件之后六年有余的屈辱和困顿，接踵而至的五年简直像打了个盹儿还没睁眼就滑过去了。再换个比喻，以前也说日子快，快得像狗撵，那么后来就像疯狗在撵了。好像除了“快”本身，生活已经不再值得感慨。
当然，这只是杜湘东的个人感受罢了，因其过于主观，所以并不具有代表性。要是逐一盘点，他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的生活变化之重大。譬如变化之一，是刘芬芳下岗了。其实对于这一天，不光是杜湘东，就连刘芬芳也早有心理准备。食品公司每况愈下，冰棍儿汽水早已停产，冷库里的猪头猪腿猪下水也在亏本经营，于是领导们关起门来一合计，索性来了个处理大包圆儿，连猪带人一块儿甩给了外商。而外商也不傻，表示猪可以要，人不能留。双方在谈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战，等到敲定改制方案，必须公布下岗名单时，却又不约而同地采取闪电战。那天刘芬芳和她的姐妹们刚转移完猪腿，就被勒令去签协议，领买断工龄的钱。人家还告诉她们，再过不久厂子就没了，要是不签，连这点儿钱也领不到。
偏在这时，刘芬芳家里又出了情况。她的一个弟弟急着结婚，另一个弟弟怕吃亏，也扯来个女的要结婚。兄弟俩瓜分完宣武区那套平房的里外间，便把父母送给了二姐。二姐没结婚，房子宽敞，还雇着保姆，再加上越有钱越对家里有愧的心理，即便不是女儿的责任也应承了下来。但这样一来，却显得刘芬芳多余了——没人需要她伺候了。刘芬芳只好卷着铺盖回到郊县，她觉得自己是被厂里和家里榨干之后扔出去的，这种心情也决定了她不会给杜湘东好脸色看。因此，杜湘东生活中的第二个变化虽然是与刘芬芳结束分居，但却感受不到夫妻团圆的喜悦。他必须时刻准备聆听刘芬芳那更加漫长、频繁、恶狠狠的抱怨，抱怨的内容则直指第三个变化，即：他们已经沦为标准意义上的“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