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后，案件开庭审理。
1989年春，许文革伙同他人盗窃汽车发动机，又伙同他人于在押期间逃脱，此两项罪名成立。但对盗窃和越狱，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与1999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在量刑标准上均做出了新的规定，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再适用1989年执行的旧标准。两罪并罚，通常可以判处有期徒刑五至六年，案犯主动自首，也可酌情减判。控辩双方的争论，集中在许文革在逃期间的表现。在矿井底下救了人，这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是否可以算作立功？即使算立功，救人的过程并不翔实，证据也不充足，是否可以作为减判的理由？检察院方面提出如上质疑。一审法院采纳了检方意见，并不认可立功情节，遂将许文革的刑期定为五年。许文革一方不服，随即提起上诉。考虑到矿难有据可查，警察杜湘东又能证明案犯当时确在矿区，更高一级人民法院并未驳回上诉请求。择日再审。
这时杜湘东明白，他那份证明起到的作用，首先是拖延时间。利用重新开庭之前的一两个月，许文革的律师又在兢兢业业且效率极高地搜集其他证据。天知道他们雇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动用了多少关系，终于在河南平顶山找到了当年那位副矿长。煤矿被封、老板跑路以后，副矿长也失了业，经亲戚介绍先去了陕西榆林，后又辗转去了河南，干的都是挖山开矿的活路。被找到时，他已经患有严重的尘肺病，许文革的律师立刻替他结清了医疗费用，把他送到北京，一边洗肺，一边做证。因为副矿长大部分时间都在特护病房，所以杜湘东并未与他见面，但据说那人的证词后来成了审判的转折点。
也正是在此期间，案件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在那些新闻报道里，许文革被描述成了一个“迷途知返、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还有一档名气很大的电视节目到看守所对他进行了专访，挖掘其“心路历程”。节目播出，反响越发热烈，不仅法律界的相关人士，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专家也都纷纷发表意见。说话的人一多，便朝着务虚的领域里去，各路人精儿又会自觉不自觉地选边儿站队，演变成了如下两种论调的激辩：第一，公平至上，资本是有原罪的，中国的资本家更是有原罪的；第二，效率优先，只有对那些“有能力的人”网开一面，社会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前者批判后者信奉“丛林法则”，后者讽刺前者要开“时代倒车”，大家离题万里，天马行空，各执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