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侦探小说的读者的依然尚以“福尔摩斯”为“王”，不免是可怜的愚昧。这毛病是出在近年来的欧美侦探小说之新作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委实太少了的缘故。
1947年，姚苏凤（1905—1974）在《生活》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欧美侦探小说新话》的第一部分，说出了上面的话。
其时，他颇为痛心疾首地感慨：直到20世纪40年代还要让“福尔摩斯”作为侦探小说读者“唯一的偶像”，“这犹如在今天介绍战争武器，还在介绍毛瑟枪，而竟不提起原子弹”。
这位自称读过一千种欧美侦探小说的姚苏凤先生，早年曾创作过几篇“鲍尔文探案”系列侦探小说（署名姚赓夔），在1948年之后还翻译过欧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三大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和约翰·迪克森·卡尔）的作品，可能是当时最了解世界侦探小说发展状况的中国人了。彼时，他为中国出版界没能及时翻译引进欧美最新的侦探小说而遗憾，为中国侦探作家没能及时接触到欧美同行们更加优秀的作品而惋惜。
1949年之后，还处于草创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几近夭折，被强行推到了另一条路上：学习苏联的反特小说。
——被福尔摩斯和亚森·罗苹引领、走上侦探小说写作之路的民国侦探作家们，终究还是没能领略“黄金时代”的迷人风采！
所以，我时常在想：程小青、孙了红等民国侦探小说名家，在阅读过“黄金时代”各家名作之后，会产生怎么的思想激**，并会创作出什么样的作品呢？如果让民国时代的各位名侦探遭遇“不可能犯罪”谜题，他们又能给出怎样的解答呢？
也许，在时晨最新创作的这部《侦探往事》中，我们倒是可以找出一些可能性来。
在推理小说“中国化”的道路上，时晨一直在做着有益的尝试，如在“数学家陈爝”系列之《枉死城事件》中融入古墓冒险一类的元素和中国民俗学的内容等。这次，他选择以民国时代为背景，创作“密室小丑”的起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