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福特汽车飞快地行驶在马路上。夜里，车灯很亮。汽车如同一头闪着凶光的野兽，在夜幕下狂奔、低吼。此时的街道两边已没有行人，四下十分安静，阿弃的耳边唯有轮胎轧过潮湿的柏油路面所发出的异声，仿佛有人在车窗外试图绞干一块湿答答的抹布。
汽车停在了虹口的百老汇路，路边就是月宫歌舞厅。
高瘦男人下了车，随手将汽车钥匙递给了门口的侍者，让他泊车，自己则领着阿弃进了舞厅大门。推门而入后，阿弃见到门口有专门售卖门券和舞券的窗口：门券两元，舞券四角。门侍朝高瘦男人微微颔首，让开了一个身位，使他们可以走进去。
舞厅内部空间很大，一个由白俄人组成的乐队正在台上奏乐。
在上海，能拥有乐队的舞厅并不多，档次低一点的用的都是留声机。而乐队也有高低之分：菲律宾乐队声誉最佳，白俄次之，中国乐队又次之。
伴随着音乐声，摩登男女们结成舞侣，在舞场中翩然起舞，浑然忘我。
舞场边坐着的一排舞女，个个浓妆艳抹，静待客人给她们舞券，领她们上台去跳舞。王毡曾对阿弃说过：“去舞厅跳舞，千万不可‘摆测字摊’，那样可丢煞人也！不会跳，找个舞女‘拖黄包车’，这也聊胜于无。”阿弃听不懂，王毡跟他解释：“摆测字摊”是指初来舞厅的人通常不敢邀请舞女跳舞，只是呆坐一边，活像个摆摊测字的算命先生；而“拖黄包车”则是男伴不会跳舞、需舞女来领的意思。此外，舞厅中最被人瞧不起的是那种未见过世面、花钱缩手缩脚的客人，他们通常被舞女笑称作“瘟生”或“丹阳客人”。
舞场的四周设有茶座，供应酒水饮料。高瘦男人将阿弃带到角落的茶座。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正喝洋酒。他里面穿着淡黄色的衬衫，打着一根黄黑条纹的领带，袖口处露出一块浪琴火车头表。戴表的那只手垂在一旁，手指上夹着的卷烟正冒着烟雾。穿着打扮这样考究的中国人，就算在上海滩也是不多见的，况且他看上去不超过三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