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月27日晚，还有5天便是春节，北方天气仍然凛冽，岭南的枝杈却已露出绿色。
广东中山温泉度假宾馆一号别墅内灯火通明，两位已经满发斑白的老人正亲切的交谈着什么。
他们一站一坐，站着的老人身形消瘦，双目炯炯有神，他说话时操着带有香港口音的蹩脚普通话；坐着的老人身材矮小，但面色威严，浓重的川音中尽是沉浮留下的沧桑。
三妹山中隐隐传来他们交谈的内容，“国家经济...崩溃边缘...同胞同祖...鼎力相助”，而最后结束的那句传的最远，那是站着的消瘦老人说出来的，“我们最值钱的，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
之后，他们谈话的声音，压得很低，但不久，一项制度改革在全国铺开，从那一天起，至今影响着中国每一个人。
2003年6月，我大学毕业，那是并轨前的最后一批毕业生，说的直白一点，我们是最后一批包分配的学生。
可不凑巧的是，从这一年的2月开始，一场疫情席卷全国，先是香港、广州、北京和上海，然后几乎所有省会城市都被卷入其中。
我当时更希望通过社会招聘选择自己心仪的企业，所以对包分配这事儿并没有上心，而是全国各地的一边旅游，一边投送简历，希望能够决定自己的人生走向。
那个时候，资源共享并不发达，信息传递也相对较慢，等我5月回到学校后，才知道我所在的学校因为出现了3例疫情，已经被封校了。当我拿着学生证想进去时，却被校保卫处拦下，等确定了我刚从上海回来，学校保卫处的人一阵的紧张，先是画了一条黄线不准我越过，等到他们穿好隔离服，竟直接把我带到了学校招待所，这时我才明白，我被隔离了。
学校招待所吃住都有人照顾，只是不能出房间，我性格孤僻，倒是不觉得难受，让人从窗户帮我吊了几本书上来，便天天待在房间里看书，可没料到的是，这一个隔离，竟整整隔离了一个月，直到我精神已经有些恍惚，站在阳台上以死相逼，学校保卫处才同意将我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