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辛绕过柜台走到门前，将卷帘门拉了下来，然后领着周凯穿过一堆杂货走进里间的小屋。这屋子是平时朱辛睡觉的地儿，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单人床旁边立着一张小桌子，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
朱辛让周凯在椅子上坐下，然后给他倒了一杯茶水，自己则坐在**，盯着墙上挂着的几张相片，一边回忆一边说道：“一切都要从三十年前说起。那年我退伍回家，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闫文英，我们相处了几个月，相互觉得还不错，就在家人的张罗下结了婚。次年，闫文英就为我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叫朱礼仁，希望他长大成人后能够以礼待人，拥有一颗仁慈的心。起初的几年，闫文英辞掉工作专门负责在家带孩子，我则在附近的工厂上班，一家三口虽说过得不富裕，但也无病无灾，还算平淡。然而就在儿子五岁那年，我跟闫文英的感情突然出现了问题，她就好像变了个人，变得不可理喻，只要不顺心就拿我和儿子出气，任何一件小事都能让她大发雷霆，有几次甚至大打出手。那阵子我有意离婚，但在亲戚朋友的劝说下打消了念头，就这样又凑合了三年。儿子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雨，我下班回家发现屋子里像是遭了贼似的，桌椅板凳都倒了一地，卧室被翻得乱七八糟。我走进厨房，发现闫文英砍断了自己的一条胳膊，鲜血流得满地都是，因为失血过多，她当时已经昏迷不醒。我打了急救电话，把闫文英送去了医院，不过最后也没救活。”朱辛叹了口气，伸手对周凯说，“你喝水。”
周凯拿起水杯喝了口：“您继续讲，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闫文英死后没多久，我听见了一些传闻，说她家有精神病史，她的母亲就是因为突发精神病，不到三十岁就离开了人世。闫文英跟我处对象时，对我隐瞒了这件事，外人虽然知道可也不好说什么。渐渐地，这件事传到了我儿子所在的小学，他的同学都骂他是精神病的儿子，处处排挤他，为了不让他受到影响，我离开了老家，凑钱买下这间商铺开了副食店，让他在附近的学校上学。虽然逃离了原本的生活环境，这里没有人知道闫文英的事，但我心里始终还有个疙瘩。你知道吗，精神病是有很大概率遗传的，我担心我儿子有一天也会像闫文英那样突然发起疯来。可是不管我怎么担心，这一天还是来了，而且来得如此之快。礼仁在十六岁那年性格变得有些极端，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跟当年闫文英发病初期极为相似，于是我带他去了谷溪市精神病院检查，最后各项的测试结果均显示他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和妄想症，医生建议入院治疗。入院一段时间后，礼仁的各项指标有了很大的改善，医生推断说他有恢复的可能。不过入院治疗那一年，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二十万元的费用，外债就欠了十几万，实在是拿不出后续治疗的钱了。医生听了我的难处，起初建议我把儿子接回来，但那医生说，如果没有专业医师为他治疗，礼仁复发的概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接下来的一周我彻夜难眠，正想办法筹钱时，那医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