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曰：
余与余友歇洛克·福尔摩斯，自合居培克街[51]相识而后，旦夕与共，友谊之密，可称世界上无第二人。至吾结婚，虽不得已而离居，而吾友每值疑难案件，犹必邀余为助，故过从仍密。
吾所述《福尔摩斯侦探案》，因此得成洋洋大观，风行于世，是不特老福一人之幸，余以蹩脚医生（华生尝从军，左足受创），仆仆追随其后，虽属饭桶的资格，而以连带关系，能使世人咸知伦敦有华生其人，于以名垂不朽者，亦吾华生之幸也。
顾吾友探案，失败者多而成功者少。世人读吾笔记，眼光悉注于成功一方面，遂谓福尔摩斯具神出鬼没之手段，“世界第一侦探”之头衔，舍此公莫属。不知业侦探与业医同，业医者遇伤风、咳嗽之轻病，自无所用其手段，然使一遇重症，又大都茫无把握。幸而所投之药中，人遂称之曰“国医”、曰“圣手”，登报揄扬之，唯恐介绍之力之不尽，而彼医生者，亦遂以“国医”“圣手”自居；不幸而所投之药不中，其人不起，病家不按医理，亦只归诸天命，不复责及医生。故现今“国医”“圣手”，多至不可胜数。昔人称为车载斗量者，今恐用火车装载之，亦势非百年不能蒇事也。
读者当知，此盖吾躬为医生者所发良心之言，初非欲抹杀世间一切“国医”“圣手”。苟世间一切“国医”“圣手”视吾言为不当者，但请返躬自问，平时高车骏马，恃人之疾病以为活，对于他人之疾病，心中究有把握否耳？然吾在悬壶之时，为饭碗计，亦决不肯以此语形诸笔墨。
今则处身于陆军医院中，日治伤兵病卒，数以百计，心力既瘁，乃不得不发为愤懑之论。盖吾平时，见病者辄喜，喜其一痛一痒、一疮一疖[52]，多可化为我袋中之金钱。今则俸少而所任烦剧，欢迎病者之心理，已随炮响枪烟俱散矣。但吾此时所论者为侦探，吾为医者之西洋镜[53]，既自行拆穿，乃不得不折入本题，以拆穿吾友福尔摩斯之西洋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