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杯茶吧？”鲁思把我领进起居室时说。
房子里的陈设依然如故，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一块小地毯、厚重的窗帘、扶手椅、褪色的蓝色长沙发、壁炉上那只嘀嗒作响的银色座钟。我顿时觉得心里得到了安慰。
“说实在的，”我说，“我想喝点更来劲的。”
鲁思瞟了我一眼，但没说话。不过她也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拒绝我。
她倒了杯雪利酒递给我。我在长沙发上坐下。这也是习惯使然，因为我在接受心理治疗时就坐在左边这个位置，把手臂放在扶手上。我手指下方的沙发表面，已经被许多焦虑的病人磨薄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我喝了一小口雪利酒，慢慢把它咽下去，只觉得它暖暖的、甜甜的，有点黏稠。我发现鲁思一直在观察我。她光明正大地看着我，目光并不阴沉，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安。二十年来，鲁思从来都没有使我感到难堪。我闷声不响地坐着，先把雪利酒喝完。
“端着杯子坐在这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知道你通常不给病人倒酒喝的。”
“你早就不是我的病人啦。你是朋友嘛。看你的样子，”她语气温和地说，“你现在需要一个朋友。”
“我的样子有那么糟糕吗？”
“恐怕是的。而且事情肯定很严重，否则你不会不请自来，更不会在晚上10点钟的时候来。”
“你说得对。我觉得——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怎么啦，西奥？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那就从头开始吧？”
我点点头，吸了口气，然后开始。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我告诉她说，我又开始抽大麻了，也说了我怎么偷偷地抽——还说了我怎么看到凯西的电子邮件，怎么发现她的婚外情。我把所有的事都痛痛快快地说了，说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想把胸口的苦闷一股脑儿都倒出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