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是在迪奥梅德斯的办公室开的，但从一开始就由斯特芬尼·克拉克在主持。现在我们不谈心理学的抽象世界，开始讨论康复和安全等具体事宜。这些都属于她的管辖范围，这她也很清楚。迪奥梅德斯则板着脸，沉默不语，显然他也知道这一点。
斯特芬尼站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激动的神情溢于言表。我觉得她是想借题发挥——她是这里的负责人，有最后的发言权——她对我们的厌恶不言而喻，认为我们骑在她头上，合起伙来跟她作对。现在她准备品尝一下报复的滋味。“昨天上午发生的事件让人完全无法接受，”她说，“让艾丽西亚画画的事，我事先提出过警告，可是我的意见被否定了。一个人的特权肯定会引起嫉妒和怨恨。我知道这种事会发生。从现在起，一定要把安全问题放在首位。”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把艾丽西亚隔离起来了？”我问道，“是出于对安全问题的考虑？”
“她对她自己，对其他人，都是个威胁。她攻击了伊丽芙——她差点把她给杀了。”
“她受到了挑衅。”
迪奥梅德斯摇摇头，插进来，带着厌倦的语气说：“我认为任何形式的挑衅，都不能证明这种攻击行为是正当的。”
斯特芬尼点点头说：“千真万确。”
“这是一次孤立事件，”我说，“把艾丽西亚单独关起来不仅非常残酷——而且非常野蛮。”我在布罗德穆尔工作的时候，曾经见过把病人单独隔离的情况。病人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狭小房间，里面勉强可放一张小床，没有放其他家具的空间。把一个人单独关起来，一关就是几小时或几天，任何人都会被逼疯的，更何况关的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呢。
斯特芬尼耸耸肩：“我是诊疗所主管，有权采取任何我认为必要的行动。我请教过克里斯蒂安，他同意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