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小时后，迪奥梅德斯才进来。他说他去基金会开了个会，回来时因地铁出现信号故障被耽误了。他让尤里来叫我过去。
尤里到办公室来找我：“迪奥梅德斯教授来了。他和斯特芬尼一起在等你。”
“谢谢。我这就过去。”
我径直走到迪奥梅德斯办公室，心里做了最坏的准备。现在要有个替罪羊来承担这个罪名。在布罗德穆尔发生自杀案件的时候，我就见过这种情况：与受害者最近的工作人员要承担责任，不管是心理治疗师、普通医生还是护士。毫无疑问，斯特芬尼肯定要唯我是问了。
我敲敲门，然后走进去。斯特芬尼与迪奥梅德斯站在办公桌两侧。从安静紧张的气氛看，我的到来打断了一次意见纷争。
迪奥梅德斯显然很激动，他挥舞着双手，率先开了口。
“这件事糟糕透顶。太可怕了。发生得太不是时候了。它给了基金会一个关闭诊所的绝好借口。”
“我认为基金会的事不是当务之急，”斯特芬尼说，“病人的安危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转身对着我：“英迪拉说你怀疑伊丽芙发药有问题？你确定艾丽西亚是那样弄到氢可酮的吗？”
我很谨慎：“这个嘛，我还没有证据。我是听一两个护士说的。其实我认为另外有一件事，你必须了解——”
斯特芬尼摇摇头打断我的话：“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伊丽芙的错。”
“不是？”
“克里斯蒂安正好经过护士站，看见那个药品柜的门是开着的，当时护士站里没有人，尤里忘了上锁。谁都可以走进去把药拿走。克里斯蒂安看见艾丽西亚在拐角处转悠。他感到奇怪，这个时候她在那里干什么。现在看来，这当然是可以解释的了。”
“幸亏克里斯蒂安在那里，目睹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