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随着《代顿协定》的签署，和平终于来到了波黑。但五年之后，战争的创伤甚至还没有遮掩起来，更不用说治愈了。
波黑从来就不是一个富庶的共和国。它没有达尔马提亚海岸可以吸引游客，也没有矿产资源，只有山区和林地之间的有限耕地上的低技术农业。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恢复，但对社会的破坏更为严重。只有不到一两代人的时间，很难想象塞族人、克族人和波黑穆斯林还会接受相邻地生活在一起。即使相隔几英里也不行，除非用武力强行把他们圈在一个院子里。
一些国际机构又在妄言重新统一，恢复相互间的信任，由此开始了要把已经损坏、无法修补的东西重新拼凑起来的无效努力。
管理这个破碎国家的任务，落到了一位联合国高级代表的肩头上。这位副领事在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维和部队的支持下，拥有几近绝对的权力。不过，那些不太愉快的任务，都是一些默默无闻做实事的人承担，其中，最没有吸引力的工作交给了国际寻找失踪人员委员会，缩写为ICMP。
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戈登·培根，前英国警官，他们工作效率很高。ICMP的一项任务就是，倾听成千上万的“失踪人员”家属的口述，并做记录；第二项任务就是去追踪和挖掘自一九九二年起，各种小规模杀戮中死去的几百个受害者；第三件工作是，尽力让找到的遗体与记录的陈述相符合，把头盖和遗骨转交给亲属，按当地的习俗进行埋葬。
如果没有DNA技术，确定死者身份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项新技术意味着，只要亲属提供一滴血液，对比尸体的一块骨头碎片，就能毫无疑问地确认死者身份。到二〇〇〇年时，欧洲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DNA实验室，不是在富裕的西方首都，而是在萨拉热窝，由戈登·培根用少量的基金设立起来并维持运作。为了去见培根，私家侦探格雷西在米兰·拉耶克签署那份指证书两天之后，驱车进入了这个波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