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卢卡斯参议员是国会山的一位老政治家。他知道，就里基·科伦索的调查报告和米兰·拉耶克的证词，他如果要去执行任何正式行动，那他必须走上层路线，直接找最上层。
去找部门的领导是没有用的。整个中层的公务员们总是习惯于把皮球踢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永远是别人的。只有从最上层直接布置下来的工作才会有一个结果。
作为共和党参议员和老布什多年的朋友，彼得·卢卡斯可以去找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和新任的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这两人就等同于国务院和司法部，这两个部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
即使如此，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内阁部长们不想听到问题和疑问；他们更愿意直接得到建议和解决方案。
引渡不是卢卡斯的专业范围。他需要弄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需要调研，他有一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正适合去做调研。他把工作布置下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最佳的猎手，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聪明姑娘带着答案回来找他。
“这个畜生，季利奇，根据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是可以逮捕他并引渡到美国来的。”她说。
她发现的那一段文字来自一九九七年国会关于情报和安全的听证会。确切地说是来自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罗伯特·布赖恩特就犯罪议题向众议院委员会做的演讲。
“我已经把有关条款涂上了荧光笔，参议员。”她说。他谢过她，然后去看摆放在他面前的章节。
“联邦调查局的海外职责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国会首次通过法律，授予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公民被谋杀后可在海外行使联邦管辖权。”布赖恩特在四年前这么阐述。
在这段温和的文字后面，是一项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大部分美国人所忽视的令人惊愕的法案。在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之前，国际社会认为，如果有人在法国或蒙古被谋杀，那么只有法国或蒙古政府有权去实施调查、抓捕和审判杀人犯。不管受害人是法国人、蒙古人或者是正在访问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