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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围炉论古案 中国人的文凭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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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和现代一样,特别注重学历。

在明朝,秀才考中举人后,一般还会努力去考进士。进士们见面,当不谈公事的时候,他们首先就会聊起出身这个话题,类似于现在问毕业学校和学历。举人是没有资格或不太好意思去凑进士们的聚会的,即使这个举人的官位很高也无济于事,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他是北大,我是清华,你看一说我是财院毕业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中国人重文凭,重学历,不是明朝才有的,其实早已有之,至少隋唐时期就有例子。

有个叫薛元超的,唐高宗时期的中书令,也就是宰相。他颇具才干和才华。有一回唐高宗说:有了薛元超在中书机构,其他人也就多余了。唐高宗离开长安去洛阳,还特意留薛元超在长安辅佐太子。

这么一个位极人臣的事业成功者,却常常心怀不足,有一回对左右说:“哎,虽说我荣华富贵,却有三桩遗憾。第一,虽然做宰相,却不是进士出身;第二,老婆不是贵族出身;第三,不能参与编写国史。”三大遗憾中,把不是由进士出身摆在第一位。因为薛元超在朝当官是承袭父亲勋位而来的,也就是说,薛丞相是顶职上来的,不是考上来的。所以薛元超对自己不能由科举出身而耿耿于怀。学历在当时天下人的心目中可谓重矣。

做大臣的如此,甚至连高高在上的皇帝也有这种心理。隋朝开创了中国科举取士的局面,将其摆到了很高的位置。隋炀帝有一次对大臣们说:“我的学识才华,不比你们差,哪怕参加科举考试,也能夺第一名,也是应该做天子的。”瞧瞧这语气,似乎不拿到进士这张文凭,连做皇帝都名不正言不顺。

有人问孟子,百里奚是通过养牛做奴仆的手段认识秦穆公的吗?孟子很生气,说:百里奚靠的是真知灼见打动秦穆公,他那样的人怎么会通过那样的手段去结识秦穆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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