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成帝咸和年间的某一天，朝中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案件，国库里丢失了三十几匹布。说它不大，这只不过就是一件普通的国库失窃案而已，说它不小，是因为这个案子引起了朝臣们的一场争论。
案子很快就告破了，盗窃者是一个小官吏，名字叫邵广，廷尉府按照律法给邵广定成了死罪。
邵广有两个年幼的儿子，长子十三岁，叫邵宗，次子十一岁，叫邵云。这两个孩子年纪虽小，却是极有见识和主意，也非常的孝顺，当他们得知父亲被定了死罪，立刻跑到朝堂门外敲响了“登闻鼓”。
两个孩子跪在朝堂门外，声泪俱下，苦苦哀求朝廷法外开恩，他们情愿自己没身为官奴以赎回父亲的性命。
很快就有人把此事上报给了成帝司马衍，得知两个孩子的孝举后司马衍动了恻隐之心，他想起了西汉文帝时期缇萦救父的故事，打算给邵广减刑。
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司马衍对众大臣们说出了他的想法，刑部尚书右丞（相当于部长助理）范坚出班禀道，“启禀陛下，朝廷若是给邵广减刑，就等于默许了这种替父顶罪的办法，以后逐渐就会形成一种惯例或者制度。天下做父母的哪个没有子女？犯了罪的人，为了避免受到死刑的惩处，就都会让自己的子女来顶罪，今天我们同意了邵宗邵云的请求，明天就会有更多的邵宗邵云提出这样的请求，到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人家呢？如此一来，朝廷的法度不就形同虚设了吗？万万不能开这样的先例啊。”
有朝臣说道，“汉文帝受感于缇萦的孝心而宽恕了淳于意，古人早已有此先例。”
范坚立刻反驳道，“汉文帝释放淳于意并不完全是因为缇萦的孝心，要知道淳于意的案子本身就是一件冤案。”
又有一朝臣说道，“圣人有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何圣人要提倡隐？一个隐字里面有着说不尽的亲情和仁孝。邵广一案正是明示我们圣朝以仁孝治天下的最好契机，因而微臣以为应该给邵广留出一条生路，将他的死刑改为钳徒，两个孩子收为官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