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美好的三月早晨。窗户下方的粉红色紫罗兰盛开，房间内弥漫着馥郁的花香。如果我在窗台上倾身，往下凝视花圃的话，我就可以看见沐浴在阳光下灿烂生辉的花瓣。再过去是桃花，然后是茉莉花。每年的光景都一样，未来也会是如此。它永久存在，永远新鲜，永远充满希望，永远精巧别致。
我一直在想母亲的事。瓦奥莱特夫人剪贴簿中的那张照片。你知道，我终于看了照片，那个夏日的喷泉旁，汉娜对我提起它后不久，我便看到了。
那是一九一六年的九月。弗雷德里克先生继承了他父亲的庄园，瓦奥莱特夫人（南希说，以无懈可击的礼数）搬出里弗顿庄园，搬到伦敦的连栋楼房去住，哈特福德姊妹则陪同前往，帮助她安顿下来，她们不知将在那儿待多久。
那时我们只有几个仆人——南希在村庄中比以往更为忙碌，尽管我很期待阿尔弗雷德的假期，最终他还是无法回来。我们当时都感到困惑不解：他确实是在英国，他的信件告诉我们，他没有受伤，但他却得在医院里度过假期；甚至连汉密尔顿先生都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他坐在餐具室里，手上拿着阿尔弗雷德的信，苦苦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出现在我们眼前，在眼镜下揉着眼睛，宣布他的猜测。唯一的解释是，阿尔弗雷德有秘密军事任务在身，而他不能明讲这一点。这听起来像是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没有受伤的男人为何需要住院？
我们于是接受这个说法，大家没有再特意提到这件事。在一九一六年初秋，树叶纷纷掉落，外面的土地开始变得坚硬，准备迎接寒冷的严冬，某日我独自在里弗顿庄园的起居室里。
我清理好壁炉，将炉火重新点燃，清扫灰尘。用抹布擦拭书桌桌面和边缘、抽屉把手，将黄铜擦得闪闪发亮。这是每两天早上都要进行一次的例行工作，就像白天会尾随黑夜而来一般确定，所以我说不出那天有什么不同。那天早晨，当我的手指碰到左边抽屉时，不知为何迟缓、停顿下来，拒绝重新展开清扫工作。它们仿佛看透我心思边缘跳动的隐秘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