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汤森太太嗤之以鼻地说，轮流看着南希、汉密尔顿先生和我。她上半身靠在松木桌上，用力用大理石面棍将一团冒着水珠的面团压扁。她停下动作，抹抹额头，眉毛上沾上一道面粉。“而且还是美国人。”她没有针对特定对象地说。
“别这样，汤森太太，”汉密尔顿先生说，一面仔细检查银制盐罐和胡椒罐是否有污迹，“勒克斯特太太的确来自纽约史蒂文森这个望族，但你会发现，勒克斯特先生和你我一样是个英国人。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他出身于北方。”汉密尔顿先生从他的半框眼镜后凝视。“你知道，他是个白手起家的人。”
汤森太太发出轻蔑的哼声：“白手起家？他不是娶了她家的财产？”
“勒克斯特先生也许的确娶了有钱人家的女儿，”汉密尔顿先生一本正经地说，“但他凭一己之力努力增加财富。银行业是个复杂的生意：你得知道该把钱借给谁，又不该借给谁。我不是在争论说他们不喜欢赚钱，但做生意就是这么回事。”
汤森太太又哼了一声。
“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肯借老爷钱，”南希说，“如果你要问我意见的话，我觉得一点儿钱能让庄园有些好的改变。”
汉密尔顿先生挺直腰杆儿，给我一个严厉的眼神，尽管说话的人不是我。战争期间，南希在外面工作的时间愈变愈久，她因此而有所改变。她工作起来仍旧很有效率，但当我们围坐在仆人餐桌旁讨论世事时，她总是自在地提出反对意见，质疑我们做事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我尚未被外界力量所腐化，因此，汉密尔顿先生就像一个牧羊人宁愿放弃一只迷途的羔羊，也不愿冒险在疏忽下失去整群羊一样决心好好盯紧我。“你让我惊讶，南希，”他看了我一眼，“你知道，我们不该讨论老爷的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