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我做了一场噩梦。
那是一九二四年,我重返里弗顿庄园。所有的门都大大敞开,丝质窗帘在夏日微风中翻起巨浪。一个交响乐团在山丘高处的古老枫树下悠然演奏,小提琴在温煦的天候中活泼慵懒地低吟。空气中不时扬起尖锐的大笑声和水晶碰撞的叮当声响,天空如此湛蓝,我们还以为战争早已永远地摧毁了这一切。一名男仆穿着帅气英挺的黑白制服,从细长酒杯堆起的高塔顶端倾倒香槟,大家拍手叫好,为眼前的这份奢华景象兴奋不已。
就像其他人做梦时一样,我看见自己在宾客中移动。我缓慢走动,比真实人生中的步履更加迟缓,其他人则化为丝绸和亮片形成的朦胧影像。
我正在寻找某个人。
然后景象为之一变,我站在避暑别墅附近,但那不是里弗顿庄园的避暑别墅,它不可能是。那不是泰迪设计的堂皇崭新的建筑,而是一座古老房舍,常春藤爬满墙壁,在窗户间迂回旋转,扼住了列柱,让它们看起来仿佛即将窒息。
有人在呼唤我。一个女人,我认得这个声音,叫声从建筑后方的湖畔传来。我走下山坡,双手刷过高高的芦苇。有个人蜷伏在堤岸上。
那是汉娜,穿着结婚礼服。礼服前面溅满泥土,紧紧黏住玫瑰刺绣。她抬头望着我,脸在阴影下显得苍白异常。她的声音使我的血液冻结。“你来得太迟了,”她指着我的双手,“你来得太迟了。”
我往下看着我的双手,年轻的双手,上面沾满河流的黑色淤泥,手中是具僵硬冰冷的猎狗尸体。
我当然知道做这个噩梦的原因。起因是一位电影制片写来的一封信。这些日子以来,我很少收到信。有的只是去度假的朋友觉得有责任、偶尔寄来的问候明信片,有的是存款银行循例寄来的敷衍信件,还有的是小孩接受洗礼的邀请函,它们让我震惊地发现那些父母早已不再是小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