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一刻。我们在一辆放着黑烟屁的福特福睿斯背后堵了十分钟。这辆车哪儿都去不了，我最大的儿子蒂米在哼一首歌，我敢向上帝发誓，这首歌很像《莱拉》。他坐在前排座位上，一边哼歌一边沉浸在超人对蝙蝠侠的全面世界大战之中，因为我妻子对他说，他可以一路玩到学校门口，但必须把玩具留在车里。耶稣他妈的基督啊，第三世界的交通堵塞是最可怕的交通堵塞，那么多天杀的车，根本不存在的路。爸爸，“天杀的”是什么？我最小的儿子艾登在后排座位问，我这才意识到我又把想法说出了声。读你的书，小甜心，我说。哦，我是说哥们儿，还是说你更喜欢我叫你小男人？孩子被我弄迷糊了。确定男性身份对四岁儿童来说似乎没那么复杂吧。
我们在巴比坎，这个环形路口的存在理由似乎只是将车流引向一个不幸名叫大师傅的超市。路上挤满了送孩子上学的有钱人，其中不少和我方向相同，也是去西里尔学院。我左转经过卖香蕉与芒果的女人（季节不对）和卖甘蔗的男人。要是你知道怎么问，同样能买到大麻。你必须比当地居民更理解这个国家的运作方式。然后你就走了。来上任之前，公司推荐我读V.S.奈保尔的一本书，《重访加勒比》。让我大为惊叹的是他能够来到一个国家，只待几天就一眼看穿这个国家的问题出在哪儿。我去他书里提到的那片海滩——法国人港湾，以为会看见懒洋洋的白种男女戴着墨镜身穿百慕大短裤，被侍应生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但就连那片港湾也没逃过民主社会主义大浪的袭击。
我们右转，车流变得稀少，我们开始上坡，经过两三层楼的宽敞房屋，其中有好些封门闭户的，不是今天有事外出、还开着几扇窗户的那种暂时离开，而是业主似乎收拾细软躲风头去了，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等选举结果。西里尔学院位于山脚下。我老婆迟早会问，我们为什么要住在底下的新金斯敦，而孩子必须上山念书？问得有道理，但她想正确还早着呢。车刚在门口停下，我最大的儿子就跳出车门。刚开始我心想，对，当然了，我的车不够酷，但紧接着我忽然想到了。他几乎跑进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