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午夜，娇娇妈再次癫痫发作。
这次，她不仅把我的虎口咬破了，还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了一小块。奋力控制住她的癫痫后，我和其他管教合力把娇娇妈抬进了医务室。我先为她处置了伤口，然后便是漫长的看护过程。姜高音瞟了眼墙上的挂钟，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呓语般地说道：“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为什么总是夜里发病吗？”
我摇了摇头。
“我也是听说的，”姜高音压低嗓儿门，“她的女儿就是在夜里去世的，有时候她晚上做梦会喊女儿的名字。”
姜高音叹了口气，随即又是一阵哈欠。
我劝道：“大姐，晚上我来陪夜，你回去休息吧。”
所里规定，病人若是发病，管教得陪同看护，但姜高音毕竟已满五十岁了，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又劝了姜高音两次，她才伸了伸懒腰，说等疫情结束后请我吃她包的香菇肉包子。说完，她便离开了医务室，只留下我和**还处在昏迷中的娇娇妈。在四下无人的寂静中，一段对话在我耳畔响起。
一周前，娇娇妈向我发问：“为什么要救我？”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难道延续一个人的痛苦也是医生的本职工作？”
我犹豫了一下，接着说：“不，我还是警察，警察的职责就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娇娇妈不屑：“我怀疑你还在惦记那两包被我藏起来的毒品。”
我震惊、哑然，然后感到了深深的悲哀，我为自己所做的工作不被理解而悲哀。
沉默良久，娇娇妈缓缓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接着，她说：“为什么不放过一个要死的人呢？”
我摇了摇头，没有说出那个始终横亘在我心底的原因。
此刻，在这个因为疫情而使全球命运相通的夜晚，望着躺在病**的女人，我从抽屉里取出曾被娇娇妈撕碎的娇娇的照片，将它放在床头，嘴唇开始不自觉地翕动：“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在老家的一家三甲医院当住院医生。有个小男孩从楼梯上摔下后昏迷，被送进了医院，成了我负责照看的小患者。医生做了几次CT和MR检查，都没发现孩子脑部受到损伤，但不知为何，小男孩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