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我和康锦坐在侦查科的办公室里，啜饮着清淡的绿茶。窗外的阳光照射进来，茶杯上飘起的淡淡烟雾仿佛在光柱里跳舞。一个神情严肃的小伙子穿着笔挺的制服，在纸上快速地记录着什么。杨雄离开长州时间长了，又恢复成了老样子，顶着一蓬油腻杂乱的头发，不时摸摸下巴上乱蓬蓬的胡子，睡眼惺忪地听着我俩参加同门社集会的情况汇报。
“这么说，你们见到他们的头儿了？”听完我俩的大体叙述，杨雄饶有兴趣地问。
“见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男人，感觉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气场，很难用语言准确地描述出来。”康锦说。
“这家伙叫什么？”
“不知道。”康锦摇头，“现场所有的人员，包括组织里的骨干，都只称呼他‘领袖’。”
“嘿，听着真够大气的。”杨雄嘲讽似的笑了笑，“有拍到他的照片没？”
“没，”我抢着说，“包括手机，任何电子器械都不能带进去。”
“也不是全部。”康锦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火柴盒大小的东西交给杨雄，“多亏了你给我的全塑料相机，他们的电子检测线检查不出来。但现场人多眼杂，我只是仓促地偷拍了几张，有些模糊。”
“总比没有强。”杨雄把相机递给了做笔录的制服小伙，交代道，“先找那些有过诈骗前科的匹对一下，尤其是那些专拣女性下手的诈骗犯。”
我《"文"》有些《"人"》吃惊《"书"》地看《"屋"》着康锦，问：“老师，你什么时候藏了一个相机带进去，我怎么不知道？”
“是我一开始的时候给他的。”杨雄拍拍我肩膀，“小伙子，这叫战术。鸡蛋要分开放在两个篮子里装，打烂一坨，还有一坨嘛。”
我心里很不爽，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