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元瀚刚从天津回来我便给他打了电话，请他来详谈。没出十分钟，他便赶到我们正义大街1号院来。
“你的五福楼遭了抢……”麦鸥通报着情况。
“啊？丢了多少钱？”他又惊又急，很觉意外，“会计室有于鹃值班，钱怎么会丢？”
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一脸懊丧地发泄起满腹的委屈来。
“真是败了我的兴，要知道，我是在承包合同上签了名的，是要承担风险责任的，本来经营就不景气，又闹这么一档子事。我总不能看着国家企业倒闭吧？就想了个招儿，追时尚，搞联营。这回上天津就是为的这，我想把天津的风味小吃引到五福楼来，叫‘分店’也成，叫‘连锁店’更好。也别说，人家还真有兴趣，堂堂的首都能没有吸引力吗？一贫如洗，怎么搞联营？咱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打肿脸充胖子呗，事先我到银行借了20万，加上那2万多块钱经营收入，怎么也能撑住面子吧？这回倒好，全丢啦，资金没了，穷光蛋，还怎么跟人家联营？”
麦鸥安慰着他：“那笔资金未必能丢，只要破了案，不就追回来了吗？”
洪元瀚用近乎绝望的眼神望着我俩：“有希望？”
我不能不如实相告：“那只是个美好的愿望，非常遗憾，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获得有力的证据呢。”
“唉！”我的话使他更加懊丧，他叹着气，发泄着，“当贼的哪个不精？怎么单这个贼不长眼，非要来偷我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店？”
我选择了那20万元作为思考的突破口。
“有谁知道你借了20万元？”
“我，于鹃，”他紧皱眉头，回忆着，“对，还有徐承柱，那天我到银行借钱的时候，碰见了他。”
麦鸥问：“于鹃经常晚上结账吗。”
“不，一月一结，都是在月末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