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会稀稀落落地散场了，人三三两两地回家了。
开车来的最省心，直接奔了停车场；顺不顺路的也跟去了；地形熟悉一点的，从度假村晃出去到街边看站牌，找能到家的公交线路；少部分求稳的，只好再次坐上来时的大客车返回所里，再从单位走那数年如一日的下班路。
老靳混在这群人里，到了研究所，别人陆陆续续下车了，他却坐着不动。他当然可以到车棚找到自己的自行车骑回家，但他宁愿把它扔在这里一夜，明天早早起来走远路上班。因为客车是所里租来的，晚上要开回客运公司的停车场，途中恰好从他家门口经过。
他在位子上晃动颠簸，乜斜的视野里跳动着空无一人的车厢，油然生出一种自己包了一辆车的错觉。他费力地对准焦距，望住了那一个个看起来就很舒服的前排座位。每次车上只要有第二个人，他好像就会被挤到最后一排。这一次机会难得，他也嚣张地、报复性地狠狠想着，“哼！咱也坐一回前排！”，跌跌撞撞地往前摸去。
他之所以“乜斜”，之所以“费力”，之所以“嚣张”，之所以“跌撞”，是因为他醉了。他醉了是因为餐会上还开了酒，红酒。
他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直到摸到了最靠近司机的座位。只有这里能让他满意，如果不走到这么靠前的话，就好像亏了本似的。
他刚一坐下，普遍寂寞的司机便找到了听众。他东拉西扯地敞着话匣子，语气颇为敬重，带着一种心地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对知识分子的本能仰慕。他和大多数人一样无知，总以为研究所里全是科学家，却从来不想再了不起的单位也有扫地大妈。
他瘫在座位上，享受着这荒谬更难得的敬意。他边上的窗户开着，窜进夜晚的小凉风，吹着他散发着高热的红头涨脸，很是舒适。他陶醉得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对司机倾诉。也许絮絮地说起了自己的事情，也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