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新明、杨奇、丘敏三人的父亲原先都是总后的军官，三家都住在总后大院的一栋楼里，小时常在一起。后来，钟新明的父亲到了重庆，丘敏的父亲去了青海，只有杨奇的父亲留在了北京。尽管天各一方，但三人还是时常通信。及至成家立业。这样的联系依旧维持着。
这三个从小时候玩大的同伴混得都不错，经济也挺宽裕，丘敏大学毕业后先是在银行，后来到了保险公司，时间不长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交椅。钟新明大学毕业后分到重庆外事部门，干得不过瘾，又折腾着去了青年旅行社。杨奇到国外镀了几年金，回国后在一家外企工作。
多年来三个人见面不多，但联系紧密，三年前杨奇提出三个人每年都聚一次，大家一拍即合，由此开始轮流到青海、北京、重庆三地相聚。
丘敏漫无边际地谈着，文静用心地听着。但说来说去，总是很表面，看样子丘敏不想对此说得过多过细。
文静见这样谈下去终是一事无成，便直按问起丘敏这次来重庆的始末。丘敏说是接到杨奇的电话，约好过来为钟新明送葬的。
“请你们来，实际上是钟新明提出来的？”
“是他。”
“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据杨奇讲，是钟新明的秘书打电话向杨奇转告的。”
“但秘书没有给你打电话？”
“秘书说钟新明说出杨奇的名字就断气了。”
“你这是听杨奇说的，还是听秘书说的？”
“听杨奇说的。”
“钟新明的秘书叫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我还见过，叫柳倩。”
文静的第二步，是要调出钟新明与杨奇的事故报告看一看，然后再去出事的地方转一转，她是想尽可能地排除一切偶然性，假如偶然性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就凸显出来。
第二天早晨，文静起了个大早，驱车直奔江北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