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在食堂吃午饭，跟小凤布置了几句，换上便衣就朝车站走去。我在路边买了个面包，边吃边乘车来到电器公司。
我找到了医务室的高伯庆大夫。
高大夫是东北人，说起话直来直去的：
“是啊，星期四那天下班，欧阳云是跟我一起走的。一出医务室，她就叫我：‘高大夫，你要了这么多盒子，我帮你拿吧！’不等我推辞，她已经把药盒子拿在手里了。就这样，我们一块儿走的。”
“是她主动走上来叫你的？”
“是啊，主动的。”
“你现在回忆那天她叫你，是不是过分主动了呢？”
“过分？嗯，有点。咳，不过谁也想不了那么多，反正是空药盒，也不重，她要帮我拿，我当然乐意，其实，她不帮我拿，我也拿得了。就这些啦，有啥说啥，没有也不能添枝加叶，对不？”
“您记得那天她穿的是什么裙子吗？”
“应该说是带白花的蓝裙子。”
“为什么是应该说呢？”
“因为那裙子本来是白底蓝花的，但蓝花太大，也太多，把裙子都占满了，看上去，原来的白底子倒像是蓝底子上的小白花了。”
噢！原来这就是裙子的白蓝之谜。
欧阳云不提白裙子上的大蓝花，显然是有意搅浑水。
跟高大夫分手后，我按照欧阳云提供的路线，掐着表，从电器公司走到红庙车站，坐上112路到沙滩，换103路到动物园，又坐上334路到车道沟下了车。然后按一般速度，步行到欧阳云所住的宿舍楼前。
一看表，总共用了一小时四十五分。
假设欧阳云在案发那天下午五点二十分在红庙上的车，那么，她回到家正好是七点过五分。
也就是说，上午欧阳云所说的乘车时间是对的。如果那天她哪儿也没有去，应该在七点多钟回到家。
我立刻赶到欧阳云的儿子高原念书的学校。真巧，我姐姐正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很快，姐姐把高原叫到了校长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