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显示了一个相当微妙的局势：
木偶和霍桑，越谈越见接近。二人之间，差不多完全建树了一种友好的精神。如果没有两柄黑色的玩具，从中在作祟，几乎使人家误认这是一对最知己的朋友，正在举行一个星期下午的闲谈。但是，也许他们间的关系，正靠着那个黑色的玩具而维持着。谁知道呢？
例外的是室内其余两个人，那个女子，她像一只受冻的麻雀，蜷缩在那沙发的一角，她的失神的眼珠，一直提心吊胆，看着木偶对方那支枪。每一秒钟过去，她的鬓边的汗珠，只管一阵阵地沁出来！
还有包朗，自从走进这憩坐室的门，一直好像一个初进学校的小学生：似乎他感到他的手足，没有地方可以安放。他一面静听对方微妙的谈话；一面他的不安稳的脚，不时在圆桌底下发生踌躇的活动。有一次，他把他的脚尖，重重踏到了霍桑的脚背上，几乎要使霍桑跳起来，于是，霍桑抛掉烟尾，伸手看看手表。他像憬然省悟似的说：“喂！先生，我已经把我要说的话，全部都已告诉你，是不是？”
“不错，霍先生。”木偶静静地回答。
“记得我在初进门的时候，你曾提出你的诺言：你说：如果我能早一点来拜访，你就把那幅亲自领走的画，双手交还给我。是不是这样？”木偶依然静悄悄地说：“但是，——”
“但是怎么样？”这“但是”两个字，立刻引起霍桑的焦躁，他把手内的手枪尖，略略移动了一下而这样问。
“但是霍先生，你是一个明亮人。”木偶慢慢吞吞地说，“你当然明鉴：我能拿到那幅画，并不是不费一点本钱的；我们从‘体恤商艰’四个字上说，应该总有一些‘商量’的。”
“难道你，还有什么话说？”霍桑开始有点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