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处长给何厅长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我们访问过了董老太太和A矿第二坑党组织，他们介绍了很多宝贵的情况……您还记得吧：从死者身上发现的那张车票，是1953年12月5日32次京—沈快车，卧铺号是第五节车厢，第七号卧铺间，老太太也恰是坐的同车同卧铺间，另外她看到的那个穿黄大衣的青年人的年龄、身高、衣着也完全和死者情况相似，并且她还证明了：穿黄大衣的青年人很可能是在绥中县一带就“失踪”了……因此，现在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董老太太在火车上所看见的那个穿黄大衣的青年人。至于这个青年人又是什么人，目前尚无一点线索。不过，我们根据作案的手段来判断，凶手是与死者同一卧铺间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我们决定顺着这个线索追查下去。……
近日来，刘处长同张明对大汉孙发贤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但是并未发现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火车上的凶手。
这天下午，刘处长与张明刚从A矿第二坑回来，正在翻阅第二坑汽车司机裴原的档案，市公安局一位女译电员送来了一封电报。刘处长连忙拆开一看，原来是唐山市公安局关于协助调查孙发贤情况的复电。内称：
抚顺市公安局转刘文忠同志：
侦字250号来电收悉。关于孙发贤探亲一事，经调查结果，与来电所述情况完全符合，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此复。
唐山市公安局
1954年1月12日
刘处长看完随即把电报交给了张明。张明很快看完，便对刘处长说道：
“看来，他确实不是火车上的凶手了。”
“是呀。”刘处长说，“不过，我们要尽快地搞清楚：他探亲回来以后为什么思想上表现不安，还有他在火车上所见到的情况。这对我们会是很有用的。”
“这么说，你看我们是否可以找他谈谈？”张明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