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从香港来的旅客排队进入检查站宽敞明亮的检查棚。旅客们对检查员亲热地微笑着，有的像对老相识那样地向他们招着手，有的只是好奇地看着他们，似乎一切都是新鲜的、陌生的、有趣味的。
站长亲自参加了检查。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着笔挺的凡尔丁浅灰色西服的中年人，戴着度数不深的近视眼镜，有着宽宽的额头和方正的鼻梁。从那一派斯文的风度来看，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果然，他说他是一个音乐家。确实，他还带着一把小提琴呢。站长看了他一会儿，忽然走过去按了按他那梳得十分匀整的头发：
“音乐家先生，你的头发梳得不怎么协调啊！”
站长把音乐家的长发掀起，竟是假发，又从这块假发的反面取下一块手表来。原来对站长的行为莫名其妙的旅客，这时不禁哄堂大笑，连那位文质彬彬的“音乐家”，也不得不陪着干笑了几声。
又过去几个人，轮到了一位二十来岁的女郎。她的姓名是李曼华，省城六一小学的教员，阖家都住在香港，这次是回家探望母亲的病，住了大约一个月才回来的。看到了这个名字，站长那双明亮的大眼反而眯缝起来，他挺直了他那瘦长的身躯，倒背着双手，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女郎。她和一般入境的红男绿女不同，不施脂粉，穿着也很朴素。一张白净的、鸭蛋形的俏脸上，两只眼睛黑白分明。黑得发亮的头发，在脑后松松地挽成一个长卷儿，前额的刘海直盖到弯曲的长眉上。瘦削但是匀称的身上，穿了一件白地红花的布拉吉，脚蹬半高跟的白色凉鞋，完全是内地一般女同志的打扮。
“请打开你的行李。”站长伸手对女郎做了个请的姿态。
“对不起，”叫李曼华的女人笑着说，“我只有一只手提袋。”
这是一只玻璃做的白色手提袋。拉开金光闪闪的拉链，里边除了一袋附有姬莉丝·嘉丽的照片的“赌国王后”牌软糖之外，一无所有。站长伸手在软糖堆里掏了两把，又拿了两块软糖反复地注视了一遍之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