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五下午，罗勃对善终能胜恶的信心受到了挑战。
倒不是主教刊登出来的信摇撼了他。事实是，星期五爆发的另一件事使主教的干预显得微不足道；如果星期三早上有人说他会对其他可以抗衡公众对主教注意力的消息感到深切遗憾，他是绝不会相信的。
主教的那封信不脱他一贯的作风。他写道，《看守人》一向对谴责暴力不遗余力，现在当然也不会转而提议宽恕赦免，但是我们也要衡量有些暴力行为是社会不稳定、愤恨、不安全的深层表征。最近的那拉巴德案件就是很好的说明。（然而在那拉巴德案件中验证主教所谓的“社会深层的不稳定、愤恨、不安全”的事实呢，却是两个小偷为着偷一个猫眼石手镯深夜潜进一栋平房，因为遍寻不着大怒，为泄愤而杀死当时住在平房正躺在**熟睡着的七个人。）主教在文中续道，社会里的中下阶层人民有时对一些明显的错误行为感到无力纠正，于是少数对社会抱有满腔热情的人们只好诉诸自力救济，对这样的热情我们不应该持谴责态度。（罗勃却想比尔和斯坦利不会认同星期一晚上那些乡下人是对社会抱有满腔热情，而且把他们将法兰柴思一楼所有窗户完全打碎的行为划归为自力救济也未免太过偏袒而不公正了。）对这样一个不稳定（《看守人》杂志偏好这种看似委婉的用词；如不稳定、没有特权、落后、不幸等等用语来相对于当今世界用的如暴力、贫穷、智力不足、妓女等直接用语；罗勃另外发现《艾克——艾玛》报和《看守人》有个共同点，那就是相信所有妓女，没有一个例外，本来都如圣女般的善良纯真，只不过不小心转错了弯）——回到主教的那封信，说到对这样一个不稳定应该负起责任的，不是那些也许被误导、却非常明白地展现不满的人们，而应该是那个软弱、愚昧、没有热忱又不公正牵累的警察机构。就英国传统的文化资产而言，正义不仅需被维护，维护的过程更应该被彰显出来；而彰显维护事实最好的场所就是公众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