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朋友华生虽然主意有限，但却极其固执。很久以来他就一直在敦促我写下我自己的经历。这也许是我自找的，因为我总是借机会指出他的描述是多么肤浅，并且责备他没有完全尊重事实和数据，而是去迁就大众的口味。“那你就自己写吧！”他每次都会这样反驳我。而真的轮到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承认，案子的内容只能以一种吸引读者的方式来表达。下面记录的这件案子想必会吸引读者，因为它是我经手的最离奇的一件案子，而碰巧华生没有把它收进他的集子里。
谈到我的老朋友，也就是传记的作者华生，我不得不说明在我微不足道的研究工作中不嫌麻烦地添一个同伴的原因——绝不是感情用事和异想天开，而是因为华生确实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但出于谦虚以及对我工作的过高评价，他忽略了自己的特色。一个能预见你的结论和行动方向的合作者总是很危险的，但如果每一步发展总是使他惊讶不止而事件的进程又总是使他迷惑，那倒确实是一个理想的伙伴。
根据我笔记本上的记载，那是在1903年1月，也就是波尔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詹姆斯·M·多德先生来找我。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精神饱满、皮肤黝黑的英国人。当时，忠实的华生由于结婚暂时离开了我，这是我们交往过程中我所记得的他唯一的自私行为，所以当时我是一个人。
我习惯于背靠窗子坐着，来访者就坐在我的对面，让光线充分对着他们。詹姆斯·M·多德先生似乎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始我们的对话，我也无意引导他，因为他的沉默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观察他。我觉得使客户感到我的压力是有好处的，于是我就把我所观察的一些结论告诉了他。
“先生，看来您是刚从南非回来的。”
“没错，没错。”他十分惊讶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