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一直主张我发表有关普瑞斯伯瑞教授的那些奇特的传闻，因为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消除在二十多年以前曾经震惊大学并传到伦敦的学术界的那些丑陋谣传。然而总是会有些障碍使我未能发表它，结果那些各类案情的真相一直埋藏在我那个装满我朋友福尔摩斯历险记的锡盒子里。直到今天我们才被获准发表这个在福尔摩斯退休之前不久办理的案子。而且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需要谨慎从事，不可妄言。
那是1903年9月初一个礼拜天晚上，我收到一张福尔摩斯惯用的那种言简意赅的纸条：
若有时间请立即前来——若无时间也必须来。
歇洛克·福尔摩斯
在他晚年时，我们的关系很特别。他有很多习惯，而且都是一些狭隘而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我也成了他的习惯的一部分。我好比他的小提琴、板烟丝、陈旧的黑烟斗、旧案目录，以及其他一些勉强能容忍的习惯。每当他遇到棘手的案子，需要一个同伴对他进行精神鼓励时，我就派上用场了。当然我的作用不仅如此，我就好比他脑子的磨刀石，可以刺激他的思维。他喜欢在我面前自言自语。他的推理不只是对我说，床铺也可以称为他说话的对象，但一旦养成了对我讲话的习惯，我的评论和想法多少还是对他有帮助的。如果说，我时不时的迟钝会使他不耐烦，可这反倒使他的想法更加生动而快速地迸发出来。这就是我在我们的合作中充当的微不足道的角色。
我来到贝克街，只见他抱着腿蜷缩在沙发上，叼着烟斗皱着眉头，若有所思，看来他正被一个难题困扰着。他示意我坐在我惯用的沙发上，可是他竟然半个小时都没跟我说话。后来他好像突然清醒过来，用他一贯古怪的笑容欢迎我回到老家。
“请原谅我刚才走神了，华生，”他说，“在刚过去的24小时里，有人向我讲述了一些极其怪异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些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我真的打算写一篇关于狗在侦察工作中的用途的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