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先生已经兢兢业业地工作了23年之久，而这其中的17年我一直是他的合作者和案情记录者，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手中会掌握着数量庞大的资料。而对我来说，问题不是如何找材料而是如何选择材料。在书架上摆放着一长排逐年记录的文件，还有许多塞满了材料的文件递送箱，这一切对于研究犯罪以及研究维多利亚晚期社会及官方丑闻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完整的资料库。关于后者我可以说，凡是那些焦虑不安地写信要求给他们的家庭荣誉和有名望的祖先保守秘密的人，都不必担心。我朋友福尔摩斯特有的谨慎态度和高度的职业道德，在我选择材料时仍然起着作用，我绝不会滥用别人对我们的信任，但我坚决反对近来有人妄图攫取和销毁这些文件的行为。我们早已知道谁是此次事件的指使者，我代表福尔摩斯先生宣布，如再发生类似行为，一切有关某政客、某名望家族以及某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贪婪之人的全部秘密将公布于众。对于这些，我想至少会有一个读者心里明白。
谁也没有理由认为每一案件都会给福尔摩斯展示他那超常的洞察力和观察分析能力的机会，他的这些才能我在“回忆录”中曾经充分地描述过。有的时候他不得不费很大力气去破解疑惑，但有时也会轻而易举地找到答案。而往往那最令人惊骇的人间悲剧却是那些发生在最不给他显示个人才能机会的案件中，现在我要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案子。我稍稍改换了姓名和地点，除此而外，都是真实的。
那是在1896年末的一天上午，我收到福尔摩斯一张急急忙忙写成的条子，要我马上前去。赶到之后，我见他坐在香烟缭绕的屋里，在他正对面的椅子里坐着一位略上年纪的、慈祥的、像房东太太的胖妇女。
“这是南布利克斯顿区的马丽罗太太，”我朋友抬手说道，“华生，马丽罗太太不反对吸烟，你可以尽情享受你的不良嗜好。马丽罗太太要讲一个有趣的事儿，案情可能比较复杂，那么你今天就不虚此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