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的第三周，一场浓雾笼罩着整个伦敦。从周一到周四的这段时间，我怀疑我们能否从贝克街住处的窗口辨别出对面的建筑。第一天，福尔摩斯把整天的时间花在了那册厚厚的参考编目上。第二天和第三天，他颇有耐心地花在了最近才成为他的嗜好的一个主题——中世纪音乐上。但是第四天，我们吃过早饭把椅子放回桌下后，望着那浓厚油腻的雾气仍然向我们袭来，在窗玻璃上凝成类似油珠的水滴，我那性情急躁好动的伙伴终于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枯燥了。他强忍着火气，啃啃指甲，敲敲家具，在客厅里来回走动着，对这种令人压抑的天气感到特别懊恼。
“华生，报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他问道。
我明白福尔摩斯所说的有趣的东西是指和犯罪有关的消息。我的同伴对报纸上发生革命，有可能要发生战争，还有政府即将改组的这些新闻都毫不关心。我说看不出来最近的犯罪报道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价值。福尔摩斯叹了口气，继续不停地来回走着。
“伦敦的罪犯们实在不够高明，”他就像一个在竞赛中没有取得优胜的运动员一样抱怨着，“你朝窗外看看，华生，行人身影朦胧地出现，转眼又融入浓雾里，在这样的天气，伦敦的窃贼和杀人犯能够像老虎在丛林中一样任意游**，为所欲为，直到他们向猎物猛然扑去时才会现身，并且只有他的受害者才能看得清楚。”
“是有很多窃贼。”我说道。
福尔摩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哼。
“这个肃穆阴沉的大舞台是为比这些小儿科更重要的事件设置的，”他说，“我不是罪犯简直是社会的幸运。”
“的确如此！”我发自内心地说。
“假如我是布鲁克斯或伍德修斯，或者是那50个有足够理由要我性命的人的任意一个，在我自己的追杀下，我还能幸存多长时间？一张传票，一次假约会，万事大吉。幸亏那些拉丁国家——谋杀盛行的国度——没有有雾的日子。哈！好了，我们终于有事可做，不再沉闷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