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断断续续地记录一些我和我的亲密老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一起经历过的奇怪而有趣的往事的过程中，我不断地碰到困难，因为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讨厌将自己公之于众。他性情忧郁，愤世嫉俗，讨厌所有通俗的赞扬，最使他感到好笑的就是将实际的破案报告交给保守的官方人员，然后带着嘲讽的微笑倾听公众驴唇不对马嘴的齐声祝贺。就我的朋友而言，态度确实如此。当然，也不是没有一些有趣的材料让我在以后几年里把极少数几件案情公开。我曾参与他的几次冒险活动，这给了我一些特权，从而也就要求我慎重行事，保持必要的缄默。
这是上星期二的事情，我十分意外地收到福尔摩斯的一封电报——只要有地方打电报，从来不曾见他写过信——电文如下：“为何不将我所处理的最奇特的康沃尔恐怖事件公之于众？”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阵心血**使他重新想起了这桩事，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奇怪念头促使他要我叙述此事。在他也许会发来另一封取消这一要求的电报之前，我赶紧翻出记载了案件的确切细节的笔记，在此谨向读者描述如下：
那是1897年春天发生的事。由于持续地从事最精确的工作，福尔摩斯那铁打的身体也显得有些支持不住，或许又加上他自己有时不够注意，健康情况开始恶化。那年3月，住在哈利街的穆尔·阿加医生——关于把他介绍给福尔摩斯的戏剧性情节我们改天再说——明确命令这位著名的私家侦探，如果他不想完全垮掉的话，就放下他所有的案件，彻底休息。他并非一点儿不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只是他显然过于专注于工作。不过，以后永远不能工作的威胁最终使他听从劝告，决心变变环境，换换空气。于是，就在那年初春，我们一起住进了位于康沃尔半岛尽头、波尔都海湾附近的一所小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