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德林新月区，是诺丁汉一排装饰着盆栽的红砖造三层楼房。用各色陶土随意涂白的石阶看似干净但令人不敢领教，有些因为发现自己被注意到而羞红了脸，有些则板着黄脸表示不欢迎来者，有些在愤恨的情绪下气得脸发白。但它们全都一副“要你管”的表情。你最好扯一下发亮的铜铃——的确，被擦得晶亮的它们眨眼示意急切邀请你这么做——而你却过门不入，站在其中一级宽阶梯上想着重新粉刷石阶得花多少钱。格兰特走到索瑞尔过去常走的马路上去，心想如果黎凡特人知道他也这么做了，不知会怎么想。伊芙雷太太，瘦小，近视眼，年约五十的妇人，把门打开九十八度，格兰特上前询问索瑞尔的事。
“索瑞尔先生已经不住在这儿了，”她说，“他一个星期前刚离开去美国了。”
显然是有人造谣。
“是谁说他已经去美国的？”
“当然是索瑞尔先生自己说的。”
没错，索瑞尔可能为了掩饰自己的自杀而撒谎。
“他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她问，格兰特自称是便衣刑警，想进门和她谈几分钟。她似乎受到惊吓，但还是冷静地应对，把他带到一楼的起居室，“这以前是索瑞尔先生的房间，”她说，“现在住的是一位年轻女老师，她不会介意我们暂用一会儿。索瑞尔先生没闯什么大祸吧？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他是个斯文的年轻人。”
格兰特向她再三保证，又问了她一次索瑞尔是不是独居。
不，她说。他和另一位先生合租这个房间，可是在索瑞尔先生决定去美国之后，另一位先生就去找其他的房子，因为他一个人无法负担房租，当时正好这位年轻的小姐有意搬进来。伊芙雷太太很遗憾他们搬走了。他们是一对好孩子，也是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