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那晚熄了床头灯，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有一个声音在他心中说着：“可是托马斯·摩尔是亨利八世。”
这使他睡意全消。他再度扭开了灯。
这个声音指的，当然不是托马斯·摩尔和亨利八世是同一个人，而是，如果把人物按朝代来区分的话，托马斯·摩尔是亨利八世那个朝代的人。
格兰特卧看桌灯投射在天花板上的那一圈光，心中计算着。如果托马斯·摩尔是亨利八世时的大法官，那么他必须活过为时甚久的整个亨利七世和理查三世王朝。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伸手去拿摩尔的《理查三世史》。书中有一篇序简短地写着摩尔的生平，那是他原来根本没想到要去读的。现在他却试图从中寻找答案，看看摩尔怎么能同时写理查三世史，却又身为亨利八世的大法官。当理查继任为王的时候，摩尔到底几岁？
他当时五岁。
当国会戏剧性的一幕在伦敦塔上演的时候，托马斯·摩尔才不过五岁。理查死在包斯渥的时候托马斯·摩尔也才不过八岁。
那本史书中的一切都是道听途说的。
警察最恨的就是道听途说。特别是把它拿来当成证据。
他厌恶地把这本珍贵的书丢到地板上，然后才想起来这是公共图书馆的馆产，而他只能借阅14天。
摩尔根本就不认识理查三世。他实际上是在都铎政府的管辖下成长的。那本书是史学界研究理查三世的圣经——史学家荷林雪德从中取材，而莎士比亚以此为蓝本写他的剧作——只是摩尔自以为是的事实，其价值并不比士兵间口耳相传的逸闻高明到哪儿去。听者比说者还信以为真。摩尔敏锐的心智和备受称道的正直并不能使这本书成为可以接受的证据。很多其他伟大的人也曾接受俄国军队进入过英国的说法。格兰特碰到过太多这样的人，把某人听某人说某人记得或看过或听说的事情当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