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刑事专家的角度来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说道，“自从莫里亚蒂教授不幸过世之后，伦敦就变成了一座令人感到异常乏味的城市。”
“我想很多正派的市民是不会同意你的看法的。”我回答道。
“好吧，好吧，我不应该这么自私，”他微笑着说道，并把他的椅子从早餐桌旁推开，“这样一来，社会肯定是受益的一方，而且没有人会遭受损失，只是可怜的专家无所事事，因为人们不再需要他的职业。当那个家伙还在四处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晨报上看出无数可能发生的情况。通常，那只是一些最不起眼的线索，华生，最细微的迹象，然而那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正在某个地方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会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那些小偷小摸、肆意施暴以及意图不明的逞凶，对于掌握线索的人来说都可以连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对于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任何一个首都都不曾具备过像当时的伦敦所具有的那些有利的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这种现状很不满。
到我现在所谈到的这个时间，福尔摩斯回国已经有几个月了，而且我依照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并搬回贝克大街的旧寓所与他合住。有一位叫作维尔纳的年轻医生买下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几乎毫不犹豫就按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格付了钱——几年以后，我发现那个维尔纳原来是福尔摩斯的一个远亲，而且那些钱实际上是由我的朋友自己筹措的，我这才完全明白过来。
其实我们一起搭档的日子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通过查看我的笔记，我发现在这个时期内发生的案件包括前首相穆利罗文件案、荷兰汽船“福莱斯兰德”号惊人事件。特别是后者险些要了我们两人的性命，但是他那种冷峻、自重的性格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公众赞扬，而且他以最为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提起他本人、他的方法或者他的成功——这项禁令，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那样，直到现在才刚刚被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