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福尔摩斯的状态像在1895年那样好，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如此。随着他声名大噪，大量案件接踵而至，哪怕我只是暗示一下跨入我们贝克大街住宅破旧门槛的大人物们的身份，都将受到责备，视为不慎之举。但是，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福尔摩斯也为他自己的艺术活着，除了侯尔德尼斯公爵一案外，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因为他那无法估量的功绩而索取优厚的报酬。他是如此清高——或者说是如此多变——以至于经常拒绝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因为他们的问题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可是只要案件离奇，能使他充分发挥想象力和智谋，即使当事人出身卑微，他也会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研究案情。
在1895年这难忘的一年中，一系列奇怪的、矛盾重重的案件吸引了他的注意，其中有按照神圣教皇特别指示进行的对红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的侦查，也有对臭名昭著的金丝雀饲养者威尔逊的逮捕——这为伦敦东区除掉了一害。接着以上两桩有名的案件发生的是伍德曼李庄园的悲剧——彼得·卡瑞船长的意外惨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部没有提及这桩案子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都不能算是完整的。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常常不在我们的住处，并且出去的时间也很长，于是我猜想他的手上一定有案子要办。在此期间，有几个粗人前来询问有关巴兹尔船长的情况，于是我便知道他正在使用他那数不清的假名中的一个——那些假名都是用来掩盖他那令人生畏的身份的；他在伦敦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五处栖身之地，在那里他可以随便变换身份。他没有对我说他正在调查的事情，我也没有刨根问底的习惯。他给我的第一个关于他的调查方向的提示十分奇特——他在吃早饭之前就出去了，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迈着大步回到了房间里——他戴着帽子，腋下像夹着一把伞一样夹了一根带有倒刺的短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