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婚那一年的7月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因为当时我有幸与歇洛克·福尔摩斯合作，联手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并且研究了他的推理方法。它们在我的日记中均有记载，案件标题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其中第一个案件所涉及的事情非常重大，并且牵连到许多显贵的王室家族，以致多年以来仍无法把它公布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办理的案件中，再没有其他案件能比该案更清楚地表现他推理方法的价值和留给合作者更加深刻的印象了，所以，至今我仍保存着一份几乎一字不漏地谈话速记报告，其中记录的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知名专家弗里茨·普沃尔冯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他们两位曾在此案上浪费了许多精力，结果证明他们得到的都是些旁枝末节的问题。此案恐怕要等到下世纪才能公开。这里我打算把上述第二起案件发表出来，这件案子在一段时间内也关涉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案情更使它显出了独特的性质。
在我上学期间，我同一位名叫珀西·菲尔普斯的少年交往甚密。他和我年龄相仿，却比我高两个年级。他很有才气，获得过学校所颁发的所有奖励，并在结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被送入了剑桥大学，得以继续深造。我记得，他颇有几家显贵的亲戚，甚至我们都还是小孩子时，就知道他的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华而不实的亲戚关系在学校没有让他得到什么好处。相反，我们在运动场上到处捉弄他，用玩具铁环撞他的小腿骨，拿他开心取乐。但当他走上社会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我隐约听说他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贵戚的影响力，在英国外交部找到了一个好职位，之后我就完全把他淡忘了，直到收到他下面这封信才又回想起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