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录下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与众不同的非凡才能。虽然在写作形式上很不连贯，我也深深感到表达得很不充分，但我还是尽力记录下我们两人共同的奇异经历。从“血字的研究”我们初次合作的那个时期开始，一直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毫无疑问，他的介入阻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争端。我本来打算就此停笔，绝口不提那件让我一生都感到空虚怅惘的案件。两年过去了，依然未能填补我空虚的心灵。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在几封公开信中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别无选择，只能把事情的真相完全如实地公之于众。我是唯一了解整个事实真相的人，并且我也觉得该是公布它的时候了，再把它埋在心里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据我所知，这件事只在报章杂志上报道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891年5月6日《日内瓦杂志》；另一次是1891年5月7日发表在英国各报刊上的路透社快讯；最后一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几封信。其中前两次报道都太过简略了，而最后一次报道，正如我现在要指出的，则完全颠倒了事实。我有责任首次向公众澄清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所发生的事实真相。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结婚以后，便开始了私人行医业务，福尔摩斯和我之间的亲密关系变得有些疏远了。当他在调查案件中需要助手时，仍然不时地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了。最后我发现，在1890年，我保存记录的只有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到1891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正为法国政府调查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收到过福尔摩斯两封信，它们分别发自那尔邦和尼姆，由此，我猜想他可能会在法国待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在4月24日晚间，我却看见他走进了我的诊室。尤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看上去比平时更为苍白和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