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婚后不久，在帕丁顿区从老法考尔先生手中买下了一家诊所。有一个时期老法考尔先生的诊疗业务非常兴旺，可是由于他上了年纪，又受到一种舞蹈病的折磨，诊疗业务也就逐渐少了下来。因为，人们想当然地会认同这样一个道理：医生必须首先自身健康，才能来医治别人；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医治，那人们自然对他的医术要冷眼相看了。所以，我的这位老前辈的身体越虚弱，收入就越少。到我从他手中买下这个诊所时，他的年收入已经由1200镑降到300多镑了。然而，我年轻气盛，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认为几年之内，这个诊所一定会像原来一样红火。
开业后三个月内，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见到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因为我太忙，没空闲到贝克街去，而福尔摩斯除了专业的侦探业务需要，自己也很少到外面走动。但让我惊奇的是，6月里的一天早上，早餐后，我正坐着阅读《英国医学杂志》，忽听一阵铃声，紧接着就听到我那老伙伴高亢而略带尖锐的声音，这真令我十分惊奇。
“啊，我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大步迈进房内说道，“很高兴见到你！我相信，尊夫人由于‘四签名’案件受了惊，想必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
“谢谢你，我们两个人都挺好。”我非常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
“当然，我也希望，”他坐到摇椅上，继续说道，“你对医务的关心，不会让你完全忘掉过去参与我们小小的推理法的兴趣。”
“正好相反，”我回答道，“就在昨天夜晚，我还在仔细翻阅过去的笔记，并且还把我们的破案成果进行了分类。”
“我相信你不会认为你的资料搜集已经结束了吧。”
“一点也不会的。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经历！”
“比方说，今天就去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