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性格，经常让我感到烦恼。虽然他的思维极其敏锐，井然有序，并且衣着朴素而整洁，但在他的个人生活习惯上，却依然是一个凌乱不堪的人，使得同住的人总是感到心烦。当然，我自己在这方面倒也不是做得完美无缺的。我在阿富汗时那种杂乱无章的工作，加上玩世不恭的性格，已使我变得相当马虎，这不是一个医生所应做的。但对我来说总有一个限度。当我看到一个人把烟卷放在煤斗里，把烟叶放在波斯拖鞋的脚尖处，而那些尚未回复的信件却被他用一把大折刀刺穿在木制壁炉台正中时，我便开始觉得自己还算不错。此外，我总认为，练习手枪射击很明显应当是一种户外的娱乐活动，而福尔摩斯一时兴起，便坐在一把扶手椅中，用他那手枪和一百匣子弹，以效忠维多利亚女王的爱国热忱，让对面墙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弹痕，我深切地感到，这既不能改善我们室内的气氛，也无助于改善房间的外貌。
我们的房间总是塞满了化学制品和罪犯的遗物，而这些东西总是习惯于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有时突然会出现在黄油盘里，甚至是更不惹眼的地方。然而最让我感到头疼的是他的文件。他极不愿意销毁文件，特别是那些与他过去承办的案件相关的文件。他每一两年会集中精力去归纳处理它们一次，因为，就像我在这些断断续续的回忆探案录里某些地方提到的一样，当他完成了非凡的壮举而声名大噪时，他才会喷发无限的精力。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毫无生气的反应，在此期间，他无所事事，每日与小提琴和书籍为伍，除了从沙发移到桌旁以外，很难看到他走动。这样月复一月，他的文件累积如山，直到屋里每个角落都堆放着一捆捆的手稿，但他决不肯烧毁，而且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准处理掉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