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问道。
会上给你安排了五十分钟的演讲时间，你觉得这五十分钟太漫长了。你说话时必须看着某个人。根据对方的眼神，你可能说完自己想说的话，也可能只说半截。面对有些目光，你甚至会说出以前从未说过的事。你这样的性格，妈妈知道吗？站在四百多个盲人面前，你不知道该凝视哪双眼睛，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有的眼睛闭上了，有的眼睛半睁着，还有的戴着有色眼镜，有的爬满皱纹的眼睛似乎在注视着紧张的你。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你，却什么也看不见。面对着这些眼睛，你是那么孤独。你甚至怀疑，面对这样的目光，阐述作品又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讲别的事情——比如人生在世之类的话题——却也不太妥当。若要说起人生的话题，他们讲给你听要比你讲给他们听更合适。你茫然失措。你对着麦克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该说点儿什么才好呢？他们笑了。随便说什么都好，这似乎是他们的笑容的含义。也许是想帮助应邀前来演讲的你缓解紧张情绪？有个四十五六岁的男人说，您不是来谈作品的吗？那个男人看向讲台上的你。他的眼睛紧紧闭着。你望着他紧闭的双眼，讲起了收录在书里的作品，你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过程中的内心变化，以及写完之后对这本书的期望。令你惊讶的是，他们比以往遇到的任何人都更认真地听你说话。他们聚精会神，侧耳倾听，从他们的动作可以感觉得到。有人点头，有人向前伸出了脚，有人上身前倾。对于他们的文字你懵懂无知，他们却读了你写的书，向你提问，还发表自己的感想。你对妈妈说，以前从来没见过有人像他们这样对你的作品表现出如此友好的态度。从头到尾安安静静地听你说话的妈妈开口了。她说，那些人眼睛看不见，还是读了你的书。妈妈和你之间流过沉默。沉默转瞬即逝，她让你继续说。演讲结束时，他们中有人举手，问你可不可以提问。你说可以。他的眼睛看不见，却喜欢旅行，妈妈。妈妈认真听你说话。他什么也看不见，能去哪儿旅行呢？突然间，你茫然失措了。他说你以前有部作品以秘鲁为背景，叙述人去了一个叫马丘比丘的地方，那里出现了火车朝后奔跑的情节。他说读了这部作品之后，心里有了去秘鲁乘坐那种火车的梦想。他问你，你亲自坐过那辆火车吗？他提到了你十几年前写的作品。有时你打开冰箱，突然忘了要拿的东西，于是把头伸进冰箱流出的冷气中站上片刻，再关上冰箱的门。现在，你却滔滔不绝地讲述十几年前，也就是写这部作品之前去秘鲁旅行的情景。秘鲁首都利马，被称为“宇宙肚脐眼”的库斯科，清晨乘坐前往马丘比丘的火车的圣佩德罗火车站，还有那辆时而后退时而前进，反复数十次才向着马丘比丘出发的火车。你对妈妈说，很多早已遗忘的地名、国名和山脉名称，竟然都清晰地说了出来。你从未见过那样的眼睛，仿佛可以理解和包容你所有的缺点。你感受着他们的善意，吐露了有关这部作品的秘密，从来没有说过的秘密。这是什么意思？妈妈问。你回答，你对他们说，如果现在重写那部作品，也许不会那样写了。这有那么重要吗？妈妈又问。这意味着我否定了自己拥有的一切，妈妈！你觉得孤独，找到妈妈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妈妈在黑暗中呆呆地看了看你，对你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能说？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她抽出手来，抚摸你的后背，像小时候用她的大手为你洗脸一样。妈妈夸你讲得真好。我吗？她点了点头。你说得很有趣，她又说。我说得有趣？是啊……很有趣。我说得有趣？你的心微微一颤。你意识到并不是自己讲得有趣，而是去盲文图书馆之前和之后，你跟妈妈说话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自从进入城市之后变化很多，你跟妈妈说话的时候总是气呼呼的，好像觉得她什么也不懂。妈妈不无责怪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懂什么。你漫不经心地说。自从知道妈妈已经无力训斥你之后，每当她问你为什么要去某个地方，你总是简短地回答，有事。别的国家翻译出版了你的书，或者某个国家举办学术研讨会，你要乘飞机去国外的时候，妈妈问你，到那儿干什么？你也只是淡淡地说，有事。妈妈让你不要坐飞机。万一出事，要死两百多人，为什么还要坐啊？你说，有事，必须坐飞机。她又问，你怎么那么多事啊？谁说不是呢，妈妈。你爱搭不理地回答。你觉得跟妈妈说自己的事情很麻烦，似乎认为自己所做的事和妈妈的生活毫无关系。可是当你谈到面对盲文时的茫然，站在四百多个盲人面前时的狼狈，妈妈仿佛忘记了头疼，耐心地倾听着。上次像这样耐心地跟妈妈谈论自己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呢？不知不觉间，你和妈妈的对话变得简短了，而且不是面对面地交谈，通常是通过电话。说话内容主要是：吃饭了吗？身体还好吧？父亲怎么样？小心别感冒，我给你们寄钱了。妈妈说话的内容差不多都是我给你腌好泡菜寄去了，我做了噩梦，我给你寄了米，我给你寄了清曲酱，我给你熬了益母草寄过去了，快递员会给你打电话的，不要关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