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写《普通朋友》一文时，《缝纫机乐队》尚未立项，《煎饼侠》尚未上映。后来的《煎饼侠》电影宣传期，最后一站是厦门。知道我在厦门有店，于是大鹏把庆功宴安排在了大冰的小屋厦门分舵，那个破破旧旧的小院子里。
彼时我早已和电视行业或娱乐行业没了干系，大可不必把面子做得这么足，故而，很多人诧异大鹏的举动。我心下却明白，并非是在给面子，他是在尽一个普通朋友的本分——虽然我不在厦门，也要来打个卡，认认门。
后来路过大理也是打卡，发了微博@我，在人民路中段，小屋大理分舵门口。
那是个中午，店里还没开门，后来听熟人说他在门前转悠了好一会儿才走。
后来的这些年，我去北京的次数越来越少。有几遭他因工作故地重游济南府，恰好我在，于是去盒子酒吧听歌去朝山街吃肉，依旧是当年常去的那些店，筷子杯子依旧是一次性的。他虽已大红，但都是一人赴约，自自然然地吃摊儿喝啤酒，不带经纪人不带助理，没有前呼后拥。
嘴上不说，心里领情，知他是记得有些东西我不喜，于是用他的方式，在意我的感受。
上次见面是在北京，我路过他的工作室，去小坐了一会儿。他暂停了会议，郑重地把我介绍给与坐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临走前他母亲和女儿也来了，他把女儿领过来，让她喊叔叔，说：这是爸爸的朋友。
当年照片上的那个小小孩儿已是个小学生的模样，虽被我的镶满骷髅头的大皮靴和牛仔帽吓得够呛，但很勇敢地，和我握了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