煎熬日总算过去了。周一去上班，刚到学校就看到门口一片瓦砾，传达室被炸得只剩半面墙立着，几个校工和男老师正在搬开碎砖块。我的学生、一个女孩子抽噎着告诉我，校工覃伯死了。我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就从废墟处传来一声尖叫，叫声惨厉，出自一位围观的女老师。一个男孩掠过我向废墟跑，我一把拽住他，捂住他眼睛，男孩在我怀里挣扎，我的动作有些夸张了，我知道。可我只松开了一只手，另一只手摆了摆，示意那女孩招呼同学们回班里去。
“也许，让孩子们早点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未必是错。”
不知何时，他出现在我身后。脸上有尘土和青灰，衣服上也是。莫非刚才他也在废墟里？看来是的。
我没有回答。是啊，“让孩子们早一点直面血淋淋的现实未必是错”，可我是个母亲，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看到凄惨的场景，也不想让别人的孩子看到，没有早晚，最好是永永远远不用看到。
片刻，他转身离开，回到那片瓦砾堆里，弯下腰。他是校长，他理应在那儿。
覃伯是个孤独的老人，不爱说话，脾气有些古怪。调皮的孩子冒犯了他，覃伯就捉住，在屁股上打两下，因此并不太讨孩子们喜欢。但上课时，孩子们的脸上还是有些忧戚之色，只有几个男孩掩饰不住兴奋，一直往窗外张望。那个不幸的老人大概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死者，孩子们心里的那杆小秤，还掂量不出死亡的沉重。下课时，我特意留下了他们，反复叮嘱：甚至念书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只有生命，所以不管怎样都要活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起身，粗声粗气地说，“老师，我想去打日本人！”他立刻得到了其他男孩的响应，“老师，我也想去打日本人！老师——”
我走过去，摸着那男孩的头，望着所有的孩子，说，“打日本人是大人们的事，等你们长大了，如果日本人还没有被打跑，老师会陪你们一起，拿起枪去打他们，把他们赶出中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