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醉驾我进了看守所。在收押室，我把身上的东西，钥匙、手机、烟和打火机掏出来交给警察，后者把它们封存在一个袋子里，并一一登记。警察告诉我，这些东西等出去的时候再来领取。然后他让我把衣服脱光，装进一个大布袋锁进柜子。再然后应该是洗澡了我想。电影里都是那么演的，一个狱卒拿着水龙朝犯人身上一通滋，完事后再喷一身白色粉末，应该是消毒灭菌之用。想到这儿我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对未知生活的恐惧都被这兴奋压了下去。
很好，我是说这将要发生的一切真不错，那些未知的东西正是我想要的，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进看守所的好运气。
然而电影中的一幕并没有发生。狱方并不在乎我身上是否带有什么病菌，没有水龙，没有白色粉末，只是扔给我一套号衣。还能看得出本来面目是明黄色，但显然被人穿过洗过多次，都挼了，所以现在看上去像是陈年黍米的颜色。也许是我打量的时间有点儿长，旁边一个年轻警察粗声粗气地催我，“看什么看，没得挑。”他说。“穿上，赶紧的！”
我忙不迭往身上套，还哆里哆嗦的。实际上警察的粗暴根本没有搞坏我的心情，反倒愈发兴奋。我想如果他再推搡我一把就更完美了。
那个像领导模样的中年警察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内心独白，“你介意跟死刑犯住同一房间吗？”语气舒缓，彬彬有礼，用词妥当。还“介意”，您也太客气了吧，不适应。这个问句让我短暂的牢狱生涯趋近完美，可我当然不能欢呼起来，那会被视为有病，因此我很正常地表示了吃惊，并在这表情中加入了部分能被人查知的恐惧。
“死……死刑犯？”
“对，确切地说是杀人嫌疑犯。”中年警察说。
“那，”我锁紧了眉，做思索状，又缓缓松开，把额头铺平，把无奈释放出来，“我有调换房间的权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