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我瞥了一眼床头的闹钟，凌晨一点四十。电话是高明勇打来的，我的朋友，西城分局刑警队的。
“几点了你丫还打电话？”我把嘴凑到听筒边打了个哈欠，确保他能听见。
高明勇嗜酒，每有酒局，喝了上半场，还有下半场。他又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总得有个酒友陪着，哪怕你不喝也行，可你得陪着他喝，听着他颠三倒四的酒话。他已不止一次半夜把我拎起来陪他喝酒了，这个电话或许就是又一次，可此时我浑身舒坦地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没有一个器官想动。
“哥们儿，这回真不是叫你喝酒，”高明勇说，“今天我值班，哪敢喝酒啊。”
“那你这么晚了电我干吗？明天上午还有采访，我他妈困死了。挂了啊！”
“嗨，你别挂，”高明勇说，“兄弟我这儿有一套富贵，想不想要？”
“我操，劫生辰纲？”这已经像是酒话了。
“还抢银行呢！”高明勇在电话另一端笑，“哥们儿这儿现在蹲着一只‘鸡’，来报案的。一嫖客失踪了，妓女来报案，够有卖点吧，你们当记者的肯定特感兴趣。”
“你再说一遍，她报什么案？”
“人口失踪案，失踪的是她的客人，一个嫖娼的。要来赶紧，明天一走程序你想见可就难了。”高明勇说，“记得给我留着爆料费。”说完就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我迅速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元素如下：一嫖客失踪，妓女前来报案。这他妈旷世爱情啊，标题都有了，起个知音体的就能火。这新闻有意思，值得我牺牲几个小时的睡眠。我跳下床穿戴整齐，带上相机、笔记本、采访笔下楼。
冬夜极静，干冷，路上无行人，我拦了辆出租车钻进去，镜片顿时蒙上一层雾。我摘下眼镜拿围巾擦，告诉面目模糊的司机说我要去分局。